幼兒園制度建設的重要性【1】

[摘要]現在,學前教育的制度建設成為研究者和社會關注的焦點。

學前教育產品屬性和性質的定位不僅學前教育制度轉型的核心問題,更關乎學前教育的財政投資的供給,是學前教育發展的基礎性問題。

政府應將學前教育定位于非義務性的純公共產品,向全體幼兒,尤其是向低收入幼兒提供免費的高質量的學前教育。

這種定位對于幼兒個體、家庭、社會和國家都有百利而無一害。

我國應該將學前教育發展定位于高層政府的責任,關注學前教育的公平和質量,并依法開辦學前教育。

[關鍵詞]學前教育產品屬性制度轉型

新中國建立初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為了支援經濟建設和顯示社會注意制度的優越性而把學前教育作為公共產品對待,免費為所有幼兒提供學前教育。

隨著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國家開始重新認識各級各類教育的產品屬性,將義務教育(在我國是小學和初中)看做純公共產品和將其他層級的教育看做準公共產品。

然而,在這個制度轉型的過程中學前教育受到了有意無意的忽視,國家把學前教育推向市場,這導致了我國學前教育發展遭受了重大挫折,正如有報道指出的公辦幼兒園“從輝煌一時到身陷尷尬”[1]。

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中,政府提出了“基本普及學前教育、明確政府責任和重點發展學前教育”的發展目標,學前教育重新得到政府的重視。

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又在國家和民眾的關注下重新起航了,為了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的穩定、健康和持續發展,我國的學前教育制度需要向現代化的學前教育制度轉型。

一、現實條件下學前教育產品屬性和性質重新定位的重要性

我國正在進行社會轉型,這種轉型涉及整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會影響每個人的生活。

“社會轉型是當代中國教育發展的宏觀背景,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體制、教育結構、人才培養模式以及教育教學的內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進行變革,實現教育整體的轉型。”[2]我國目前的社會體制轉型特指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目的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于此相應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其目的在于使計劃經濟時代“大包大攬”“大而全”的政府轉變為以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基本職能的責任政府、服務政府和法治政府,把不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轉移出去,把該由政府管理的事項切實管好,建立政府、市場、社會邊界分明、職責分工明確的現代社會。

[3]將應該由市場負責的事業讓市場來做,應該由政府做的事情由政府來做。

在這種背景下關注學前教育的產品屬性和制度建設,表面上看是進行學前教育制度建設,從深層上看實際是在勾畫政府在學前教育發展中的責任、為政府為學前教育事業發展提供穩定的資金保障提供理論依據。

對于學前教育性質和地位認識不清楚會傷害學前教育制度的建設,正如方鈞君所論述的,“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有些地方出現了政府從幼兒教育中撤資或減少對幼兒教育的投資,或出租、變賣優質公立幼兒園的現象,理由是幼兒教育屬于非義務教育,應該社會化。

我國現階段的幼兒教育雖說尚屬于非義務教育,但這并不意味著地方政府可以因此減少對幼兒教育的投資。”[3]一般地,國家把義務教育當做純公共產品對待,其建設和發展由政府財政全額支持;把其他各級各類當做準公共產品對待,根據社會和個人收益由政府和個人分擔教育支出。

由于學前教育是一項公共性極強的公益事業,又因為在我國農村有很多低收入者無力負擔幼兒教育的保教費用,所以很多研究者試圖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由政府向所有幼兒,尤其是向低收入家庭的幼兒免費提供學前教育。

“學前義務教育”這個概念最近由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系的劉焱教授提出并且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議,我們從她的提案中也感受到劉焱教授對學前教育懷有的強烈的社會感和擔當意識。

然而,義務教育具有強制性、免費性和公共性的特點。

鐘娟在其碩士論文中指出,“學前教育納入到義務教育題之后,學前教育也就應該具有強制性、免費性和公共性。

但是學前教育與小學教育不一樣的是,幼兒的年齡太小了,父母有選擇的權利,所以學前教育就不具有強制性,而只具有免費性和公共性。”[4]因此,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并不合適,但不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并不意味著學前教育不可以具備免費性和公共性。

二、學前教育的公共產品屬性和非義務教育性質

目前關于學前教育義務化的討論實際上是對政府在學前教育發展中所應該承擔的責任的討論,例如李輝在分析了學前教育義務化的正反兩個方面的觀點后指出:“長遠來講,幼兒教育‘義務化’應該是一個發展方向,但必須有周詳的計劃和具體的路線圖。”[5]目前,研究者們從“義務教育(純公共產品)和非義務教育(準公共產品)”這種對教育的二分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造成了我們視線的模糊,遮蔽了另外一些事實。

如果我們跳出這種二分法,我們會得到另外的一幅圖景。

實際上,如果跳出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教育的二分法來看待學前教育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學前教育看成是非義務教育的純公共產品。

公共產品是由政府提供的,義務教育作為純公共產品是由政府免費提供的,這一點已經廣為人知。

但是,除了義務教育以外,軍隊、警察、監獄、環境保護、橋梁、公路和燈塔等也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因此純公共產品不必是教育,更不必是義務教育。

我們以此來反觀學前教育的時候,可以認為學前教育可以是像軍隊、警察、監獄、環境保護、橋梁、公路和燈塔等一樣是公共產品①,但不必是義務教育。

在論及普及學前教育的過程中,有人認為學前教育發展會使用大量資源,認為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有限無法向幼兒提供三年的免費教育。

“事實上,這種對資源的需要經常被用來論證應該推遲重要的社會投資,直到一個國家已經富裕起來再考慮。

窮國到哪里去找到資源來‘支持’這些服務呢(這個著名的詰問就是這樣發問的)?這確實是一個好問題,但它也有一個好答案,答案在相當程度上在于相對成本。”[6]在發展中國家里,與發達國家相比,政府可以相對來說更低的成本建設幼兒園的園設和購買幼兒教育需要的所需物品,而包括園設在內的很多大型設施一旦建成或購買都是可以重復使用的,不需要每年都進行投資重建。

另外,幼兒教育是個勞動密集型的事業,在我們這種發展中國家中政府可以以較低的成本發放工資。

閆建璋和張欣從全國范圍內九年義務教育已經普及,我國可進一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學前教育經費占國家財政預算內教育撥款比重等方面論證了我國向幼兒提供免費的學前教育的可能性。[7]

三、政府將學前教育作為純公共產品對待的意義

政府將學前教育作為非義務教育性的純公共產品對待,向所有幼兒,尤其是向低收入家庭的幼兒提供免費的高質量的教育對于幼兒個人、幼兒的家庭、國家和社會來說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幼兒接受優質的學前教育可以促進他們健康成長,其發展權和生存權能夠得到保障。

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即規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這種權利“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身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

“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發展人的個性并加強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尊重。”[8]聯合國另一個旨在保障兒童基本權利的條約《兒童權利公約》第十八條第三款規定“締約國應采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就業父母的子女有權享受他們有資格得到的托兒服務和設施。”

第二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締約國確認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為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逐步實現此種權利。”[9]我國是以上兩個國際條約的簽約國,將學前教育納入公共服務體系,向所有幼兒提供免費且優質的學前教育是我國政府遵守國際公約、兌現國際承諾和保障兒童權利不可推卸的責任。

學前期是人的發展最為重要的一個階段,童年的經歷會對人的一生發展產生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巨大影響。

兒童這種先天發展潛能的實現需要后天環境提供條件才能最終變為現實,為幼兒提供優質的學前教育就是為幼兒提供這種發展機會。

“兒童一出生就渴望學習。生命的最初五年是語言、概念化、社會性、情感和動作能力等方面飛速發展的時期。健康的孩子出生伊始便是這個發展過程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探索環境、學習交流,并且在較早的時候,腳開始構建關于周圍世界事物的概念和認識。然而,學習的速度卻取決于他們是否能獲得學習機會和支持環境,并且在何種程度上獲得這些學習機會和支持環境。”[1]

在當前的條件下,許多農村的父母背井離鄉到城市干著最苦最臟的活,為城市和國家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和重大的犧牲,他們的子女不管是留守在農村還是跟隨到城市生活,都應該得到這種機會。

中華民族是個非常重視教育的民族,人們希望能夠通過學習和教育實現社會階層的變遷和改變命運。

這集中體現在家長對自己子女教育的期待上,他們即使自己生活貧困,也希望自己的子女有出息,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擁有一個值得期待的未來。

為此,他們對自己的子女教育方面的投資向來不遺余力,社會上流行的“孩奴”的說法就反映了這一點。

孩子不僅僅是家庭未來的收入來源,父母未來生活的贍養者,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凝聚著父母生活的希望和對未來的期待。

從這種角度看,國家對幼兒教育進行投資,尤其是對低收入家庭的幼兒提供優質的學前教育,是對于家庭的長期的資助。

個體是生活在社會中的個人,社會是由許多個體組成的群體。

個人的生存狀況與社會的發展有著千絲萬縷、不可分割的聯系。

當一個幼兒在優質的學前教育環境中長大成才,他就會成為社會的“凈收益”,因為他會通過勞動創造財富、為社會交稅。

相反,如果他在學前期就無法獲得成功和被愛的體驗,那么他一生的發展就在幼兒期埋下了陰影,他不但無法為社會創造財富,而且還會成為社會的負擔,更容易犯罪。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對學前教育投資,向所有幼兒提供優質的學前教育是在預防犯罪。

預防犯罪比預防“罪犯”的成本要小得多,而且犯罪給受害者帶來的情感方面的傷害無法測量。

如果我們的孩子遇到危險,一定需要另一個人來解救他;如果我們的孩子受到傷害,也一定是另外的孩子傷害他。

因此我們不但關心自己的孩子的受教育情況,也要關心其他孩子的受教育狀況。

人才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基礎,良好的教育會為國家的發展提供強大的人力資源支撐。

正在崛起中的中國更需要重視教育,尤其是要重視目前在我國各級各類教育中最為薄弱的學前教育。

“通過社會機會,特別是基礎教育,來促進經濟增長,最早的例子顯然是日本。人們有時會忘掉日本甚至在19世紀中期明治維新時,識字率就比歐洲高,當時日本的工業化尚未開始,而歐洲的工業化已經進行幾十年了。日本的經濟發展顯然得益于人力資源的開發,后者為人們提供了各種社會機會。”[11]將學前教育作為純公共產品對待,實際上是在為國家發展儲備人才和財富。

四、學前教育制度轉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一)將學前教育確定為高層政府的責任

從投資和收益關系的角度看,雖然幼兒個人及其家庭也會從學前教育中受益,但社會和國家應是學前教育發展的最終的最大受益者。

根據誰受益誰投資的原則,國家是學前教育經費的主要承擔者。

另外,幼兒接受良好的學前教育以后,其在教育中所獲得的知識、技能以及待人處事的素質都會不斷傳遞給其他人。

這樣,就像圖書館建設一樣我們無法找到具體的受益者,學前教育的受益者對我們來說并不明確,我們無法找到學前教育的直接受益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學前教育事業的投資也應該由政府負責。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不平衡性,除了城鄉差距以外,區域差距也非常大。

如果讓低層級的地方根據其財力來發展學前教育的話,貧窮的低收入地區的幼兒的受教育權就會受到傷害。

學前教育是基礎教育的基礎,受到良好學前教育的幼兒可能到國內的其他地方工作,如果他們長大以后犯罪的話,影響也會波及其他地區或省份。

因此,應該將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確定為省和中央一級政府的責任,確保學前教育的免費普及。

(二)關注公平和質量

我國教育財政的兩個特點是,投資的不足和不均同時并存,這一點在學前教育領域表現更為突出。

發展學前教育、建立現代化的學前教育制度要保障學前教育的機會、過程和結果的公平。

正如顧明遠指出的“教育平等或稱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石。教育公平包含教育機會的公平、教育過程的公平、教育結果的公平等幾個層次。教育公平主要指教育機會的公平。國家必須從法律上保障全體公民不論其經濟地位、種族、性別和宗教信仰都有機會不受限制地受到教育。”[12]

保障學前教育的質量是保障學前教育公平的題中之義,普及低質量的學前教育不但無法保障幼兒的受教育權,還會使幼兒的身心發展受到損害、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在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的過程中,質量和機會平等同等重要。

(三)依法開辦學前教育

在我國學前教育機構的結構中,有一些幼兒園已經是幼兒園中的“巨無霸”了,教育財政投資應該避免對這樣的幼兒園進行錦上添花,避免讓這種幼兒園拿著財政資金拼豪華。

政府投資的公辦幼兒園應該遵守憲法的規定,保障幼兒的平等權和受教育權,因此要取消政府機關幼兒園。

廣州市逐步取消機關幼兒園,“取消機關幼兒園,不是把幼兒園取消,而是取消其‘事業單位屬性’,轉變成普通公辦幼兒園,面向社會招生,讓普通民眾子女也能分享之。”[13]

對于普惠性的民辦幼兒園,政府應該鼓勵它們的存在和發展,通過發放教育券的方式使其得到資金方面的幫助。

公辦幼兒園應該保障幼兒基本的受教育權,并且優先向低收入者開放。

家長多樣化的需求,比如幼兒特殊發展的需要,政府應該讓他們到市場上去找。

幼兒園制度建設中的溝通【2】

一、制度溝通

制度溝通是園長管理溝通的內容之一,是幼兒園各項規章制度在制定前、中、后,園長與教師進行的交流。

園所制度在制定前、中、后都需要良好的溝通。

制度制定前,應廣泛了解教師的態度和反映,以保證制度的合理性和高認同度;制度制定中,同樣需要教師的參與,傾聽教師的意見,以保證制度的全面與完整及與其它制度的配套性;制度制定后,還需要向教師進行必要的解釋和說明,以保證制度的準確理解,及時了解制度執行的情況,作執行效果檢驗,進而繼續調整。

二、如何進行制度溝通

1.制度溝通的前提與原則

尊重、信任、真誠、理解和公正是制度溝通的前提與原則。

尊重的原則,有效的制度溝通建立在平等的根基之上。

園長應像尊重自己一樣尊重教師,始終保持一顆平等的心,更多強調教師的重要性,強調教師的主體意識和作用。

信任教師是園長進行制度溝通必須堅持的第二個原則。

原則三,真誠是園長進行制度管理溝通的基礎。

園長溝通時所采取的態度對于溝通的效果有很大影響,只有當管理者首先能誠懇地對待教師時,才能換取教師同樣的真誠,雙方才能充分表達各自的觀點。

這需要園長向教師傳遞真實、可靠的信息,不回避、不掩飾,開誠布公,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維護信息的說服力。

還要誠懇地征求教師的意見,表達自己的意見時,要謙虛和藹,不過分顯露自己的權威。

理解的原則,園長和教師是不同利益的兩個主體,雙方在社會文化背景等方面也存在差異。

這樣,二者的看法、立場難免有不能共通之處。

只有善于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從對方的利益以及感受出發,調整雙方的利益,求同存異,才能夠相互理解支持,達成共識,實現有效溝通。

園長應努力將“教師所需要的”與“園長能提供的”有機聯結起來。

2.制度溝通的兩種方式

案例一,有時候覺得,一直說讓老師成為幼兒園的主人,成為制度的主人,我就想制度調整讓她們先去提。

給她空的東西,她提不出來,有時也不知道要怎么提。

或者提出的東西不盡如意,都是比較個性化的,個別化的,不會從管理的角度來思考。

我嘗試了以后,發覺還是要用老園長的辦法,自己先定一些東西給她,這個基礎上,她參照了,她就會有目的地去思考了。

我們先行政組開會或者園務會開會,把修訂的幾個粗的框架給教師,她們去商量,可以對我們提的東西進行補充和修改。

就是這樣轉為教師制度了。

教師在工作中提出一些建議,或者通過園務會的提案,提出一些建議,我在制定調整時就能把她們的建議考慮進去,再通過討論,最后定稿是教師定的。

一稿一稿出來,最后通過全體學習大家討論,沒意見了,就定稿。

這個過程一個讓教師明確到底有哪些制度,第二個讓她們認可這些制度。

因為得到認可了,下面工作就好做了。

如果你一個人提出來就發下去,沒人知道的那就等于無用了。

案例二,制度是園長和教職員工共同來定。

誰先定,誰后修改呢?我是用她們定好了,我修改。

每個人都制定自己崗位的管理制度,門衛、保育員、資料員、教師、助理……。

大家可能覺得這樣起點會比較底,但是當時,我就是起點低,不要很高,我要了解她們的起點在哪里。

然后看了她們的,合理的保存,不合理的商討,修改稿再給她們,要讓教師認可。

她們會跟我商討。

先定一年的制度,放下去,做一年后,再調整。

告訴他們哪些方面要提高要求了,教師訂好了,我再修改,再給她們……完善制度的過程中,與教師有效溝通,小步走,不停步,反反復復地上下溝通,協調,商討。

不斷完善制度,修改制度,整改制度,歸納后,通過行政組修改,形成了我們真正的一套規范的制度。

案例一是“由上而下”的溝通方式,案例二是“由下而上”的溝通方式,在兩種溝通方式中,制度制定溝通得以進行和實現。

事實上,這兩種方式也說明,制度溝通是一個不斷反復、磨合、動態的過程。

篇2:幼兒園駕駛員安全培訓學習制度

一、每月組織對駕駛員進行安全教育,及時傳達交通管理部門的精神內容;督促駕駛員嚴格遵守交通法規,確保安全行車,杜絕事故發生。

二、按照車管部門的規定,做好校車的年檢和駕駛員的年審工作。

三、嚴格遵守車輛安全管理規定。車輛維修應認真檢查核實,嚴格把關,嚴格執行報批制度。

四、負責對駕駛員行駛公里、出車補貼的核準、報批,每月對車輛用油情況進行單車核算,建好各類臺帳。

六、每月對車輛和駕駛員進行檢查考核,嚴把檢查考核關,確保車況良好。

七、扎實抓好對車輛停放的督查工作,對因公派出車輛要按規定及時查詢,掌握動態。

八、對違章、違規的駕駛員要做好登記,并及時將信息報學校。

九、完成領導臨時交辦的任務。

篇3:幼兒園危險物品安全管理制度

本制度所指危險品為易燃品、易爆品、毒害品、腐蝕品、氧化劑、有機氧化物和放射性物品等。

一、危險物品應嚴格按照國家的有關規定進行管理。保證在采購、運輸、儲存、分裝、使用和銷毀等過程中的安全,嚴格執行危險品收發退銷等規定。

二、貯存危險物品應按性質分類、專庫存放,并設置明顯的標志,注明品名、特性、防火措施和滅火方法,配備足夠的相應消防器材,建立值班看護制度。性質、滅火方法相抵觸的物品不長期共存和混存。對怕潮、怕曬物品,不得露天存放,以防受潮或暴曬而發生火災、爆炸事故。

三、加強對有毒物品的管理。要指定專人管理,專庫保存,必要時應建立雙人保管,雙人領發登記等制度,下發的有毒物品必須嚴格審批手續,控制數量,并加強對使用人的安全教育,嚴竟禁有毒物品放置在幼兒活動場所或能接觸到的地方,防止有毒物品的擴散,防止幼兒誤食有毒物品。無論有無保管條件,領報數量均不得超過當天使用的限量。

四、使用和保管危險物品的人員,必須學習相關的安全知識,熟悉所接觸危險物品的性質、操作規程、儲藏保管等規定,并經常檢查通風、防火、防暴安全設施,不具備使用保管危險物品條件的禁止使用和保管危險物品。

五、食堂液化器要嚴格安全規定分室放置,按規定操作使用,經常檢查,及時更換損壞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