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轉處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法律保護意識的增強使得人們普遍地意識到，僅僅在刑法中對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問題做出特殊規定，對于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而言是不充分的。未成年人在漫長的刑事訴訟程序中所遭受的痛苦和烙印，可能成為他重新融合于社會的障礙，因而如何避免這一缺陷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議題。本文通過對國外的未成年犯刑事司法轉處制度進行比較研究，結合我國實際，提出在我國建立未成年犯轉處制度的立法構想。

一、未成年犯轉處制度概述

（一）未成年犯轉處制度的概念

所謂轉處是指將犯罪人從整個刑事司法系統中轉移出去，不由刑事司法部門處理的做法[1]。美國明尼達州《社區矯正法》中規定，轉處是指在司法部門開始處理或在處理案件的過程中，適用替代措施得到確認的、有組織的活動。合格的轉處活動，必須是在法律禁止的行為發生之后和審判之前采取的[2]。

作為受案中最為重要的變通措施，未成年犯轉處制度也稱非司法處置措施、非司法調整措施、非正式處理措施，是指對于符合一定標準的未成年犯，使其不進入司法程序，或不予起訴、不予審判、不予刑事處罰，而代之以教育性等其他輔助措施[3]，概言之，即將未成年被告人從正式審判中分流的制度。

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60年代的美國兒童保護運動，當時在美國減少或者消除司法程序成為矯正改革者的一個主要目標。現代刑法學者逐漸了解到將犯罪者施以監禁或其他隔離矯治，對于改變犯罪者的性格行為，并無多大效益，反而時時產生負面的效果，因此機構外矯治處遇及社區處遇的觀念逐漸發展，日益受到重視，正式的懲罰體制和違法行為的宣判只能被作為最后手段而使用。

通常認為，未成年犯轉處概念存在著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未成年犯司法轉處概念認為將未成年人從刑事司法系統中分離轉移，相應行為在不同階段交由非刑事司法部門加以處理。例如布萊克辭典將轉處制度稱為審前轉處，即一種將罪犯從審判移交到社區方案的程序，如工作培訓、教育等，如果圓滿完成這一方案，則可以撤銷指控。因此，司法轉處經常意味著傳統上的少年司法程序被暫緩或終止[4]。《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即《北京規則》）第11條規定，為了防止少年司法中進一步采取的訴訟程序的消極作用，由警察、檢察機關或其他機構不將少年案件提交主管當局正式審判，而轉交社區或者其他部門觀護的做法。因此《北京規則》采取了狹義的轉處概念。美國的轉處體制中也采用狹義的轉處概念，即將未成年人從正式的司法審判中分流，避免進入審判體系之中。如美國全國刑事司法標準與目標顧問委員會在1973年的報告指出，轉處是指在司法部門開始和繼續處理案件的過程中，使用替代措施得到正式承認的、有組織的活動，合格的轉處活動必須是在審判之前和法律禁止的行為發生之后采取的。同樣，總統委員會所提出并為司法援助管理標準和目標委員會認可的司法轉處概念為：司法轉處是在逮捕和裁決之間的某一時間，將少年提交現有的社區處理方案或者預防方案，而非將其訴諸于少年司法程序處理的過程。

而廣義的司法轉處包括刑事司法部門對犯罪人判處非監禁刑的活動以及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的非監禁化措施。如在英國，非監禁化就被稱為“監禁的轉處”。因此，廣義的轉處包括：審前未成年犯適用訴訟程序的分流、審判中刑罰裁量的非監禁化、刑罰執行過程中的非監禁化。

本文主要研究狹義的轉處制度。

（二）未成年犯轉處制度的特點

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尚未完全成熟，行動的盲目性和沖動性較大，認知能力和自制能力與成年人相比較差，極易受到各種外來不良現象的影響。因此未成年人罪犯作為一個特殊的犯罪群體，應與其他犯罪群體區別對待，不能把成人司法制度和審查方式完全套用到未成年犯身上。正是在這種理念指導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建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轉處制度，它的基本原則是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將犯罪少年置于刑事訴訟程序之外，減少司法干預，給予犯罪少年更多的機會不被起訴，并更普遍地采用諸如訓誡、警告等非犯罪化、非刑事化、非監禁化的處置方式，以避免刑事司法給犯罪少年帶來的傷害。

1、獨立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指導

盡管各國對未成年人問題的政策模式及具體措施各有不同，但總的來說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在眾多因素的影響下（比如社會政治經濟變化、未成年人犯罪率的增減、社會輿論的壓力、國家主流觀點的轉變等），一直徘徊在嚴懲與寬容兩者間，總體朝著輕緩方向發展。自19世紀60年代起，在世界范圍內就出現了“懲罰刑”向“教育刑”轉變的趨向，非監禁化成為現代刑罰立法的取向。在對待犯罪人特別是由于非人格性外在因素而犯罪的人群問題上，非刑罰化優于刑罰處罰，非監禁刑優于監禁刑。未成年人犯作為一個特殊的犯罪群體，在刑罰處罰方面也適用這一規律。

因此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各國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與司法制度的發展都深受轉處（Diversion）的影響，它本著人道主義，主張溫和地處理未成年人非行問題，對于輕罪個案委以福利體系處遇之，對于須經司法審理之重罪或慣犯案件，也主張以未成年人保護為執法原則，盡量通過轉處制度，通過社區化處遇功能代替傳統的機構化矯治制度。

2、獨立的未成年犯管轄體制

雖然各國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處理所遵循的基本理念相同，但在操作模式上卻各不相同，主要分三種模式：

第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福利型少年法院模式。美國以“國家是未成年人兒童最高監護人”作為未成年人司法理念，其于1899年在伊利諾斯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少年法院。少年法院是一種與普通的刑事法院完全不同的司法模式，它不是刑事性質的，而是具有民事性質。它所管轄的對象并非局限于違法犯罪的少年兒童，少年法院排除了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判權，凡是夠得上刑事處罰的案件，均由少年法院送普通法院審理。因此它的轉處制度的特點：轉處制度特別發達，它們可以發生在進入正式審判前的任何階段，適用的主體涉及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相應的主體在特定階段可以決定是否需要羈押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需要起訴或暫緩起訴、是否需要正式審判等；在特定項目中，仍然保留了繼續進入正式刑事司法體制的可能性，從而加大了轉處項目對未成年人的威懾作用，使得它能夠取得實際效果，因此轉處項目仍然是寬容和威懾相結合的制度體系。

第二種是以德國為代表的刑事少年法庭模式。德國少年刑法中貫徹的是典型的“教育刑法思想”，它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治理模式并沒有完全照搬美國模式，而是在引進以后，立足于其固有法律傳統進行了吸收性的改進，具體表現為從刑事法的觀點處遇少年非行問題，而非單純將少年司法機構作為少年福利機構來使用。它的少年司法體系是“保護優先于處罰”的特別訴訟程序，遵循“教育與保護優先”和“非不得已不適用監禁處罰”等原則，因此德國采用的是福利法與司法法并舉的模式。它的轉處制度的特點是：警察機關應將所有少年犯罪案件移送少年法庭檢察官，由后者決定起訴、暫緩起訴或不起訴處分；由于處刑輕緩原則貫穿于德國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和司法制度的全部過程，因此少年法院在審理程序中和裁判結果上都可以依據個案少年的教育保護要求作彈性處理，少年法院對于被認定為有罪的未成年人，可根據具體情況施以教育處分[5]、懲戒處分[6]或少年刑等處分，前兩種并無處刑的法律上效果，前科記錄上就不加以任何記載。據統計，德國每年僅有4%左右的犯罪未成年人被判處監禁刑。

第三種是以瑞典為代表的福利委員會模式。當少年法庭運動從美國的芝加哥迅速蔓延至世界范圍時，北歐一些國家卻選擇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方法，來應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控制和預防問題。1896年，挪威通過了第一個“兒童福利法”，未成年人福利制度建立。1902年，瑞典引進了德國新的刑法理論

篇2:人民法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辦理制度

區人民法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辦理制度

一、【教育、感化方針】

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一款

區法院規定：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未成年人以教育、感化、挽救為主。

二、【專人辦理】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訴訟權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幫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承辦。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二款

區法院規定：1、指定刑事審判庭副庭長李元俊同志（女），長期負責未成年人案件的專項辦理，并主持未成年人法庭的日常工作。

2、建立未成年人“圓桌審判”制度，對未成年人減輕審判壓力，提高教育效果。

三、【指定辯護人】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

區法院規定：對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未成年被告人，全部指定了與區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執業律師擔任辯護人。

四、【法定代理人出庭】

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訊問和審判的時候，應當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條

區法院規定：對全部審理的未成年人案件，均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出庭。

五、【不公開審理】

審判的時候被告人不滿十八周歲的案件，不公開審理。但是，經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學校和未成年人保護組織可以派代表到場。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四條

區法院規定：對全部審理的未成年人案件，嚴格執行不公開審理規定。

六、【犯罪記錄封存】

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犯罪記錄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犯罪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五條

區法院規定：對全部審理的未成年人案件，嚴格執行犯罪記錄封存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