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轉讓章程變更【1】

出讓方:張三(甲方)

受讓方:李四(乙方)

轉讓方與受讓方經過充分協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就轉讓方在上海abc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給受讓方事宜經公司股東會通過,并征得他方股東的同意,現甲乙雙方協商,就轉讓股權一事,達成協議如下:

一、轉讓方[]將其在上海abc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給受讓方[].

二、受讓方[]以其持有的股份,按照公司章程的規定,享有相應的責、權、利。

三、本協議自雙方簽字蓋章后生效。本協議生效后,由公司盡快完成相關的工商登記變更手續。

四、本協議一式三份,轉讓方、受讓方各執一份,并報工商登記機關備案一份。本協議于[]年[]月[]日在上海市[]。

轉讓方簽字蓋章:受讓方簽字蓋章:

年月日年月日

股權轉讓章程變更【2】

出讓方:

時間:

地點:

參加人:

主持人:

記錄人:

出席會議股東:、、。

列席會議新增股東:。

根據《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限公司于年月日在(地點)召開股東會,出席本次會議的股東共人,代表公司股東%的表決權,所作出決議經公司股東表決權的%通過。決議事項如下:

1.同意公司經營范圍變更為:。

2.同意(原股東)將占公司注冊資本%共萬元的出資轉讓給(新股東)。

3.同意公司住所遷至(具體地址)。

4、選舉---公司執行董事、---經理、---為監事

5、委托---辦理上述事項工商變更登記;

6.…………。(其它需要決議的事項請逐項列明)

7.表決通過上述變更事項的公司章程修正案。

原股東:(簽名或蓋章)新增股東:(簽名或蓋章)

年月日

篇2:公司股權轉讓協議書

　　公司股權轉讓協議書范本(二)

　　甲方(出讓方)：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乙方(受讓方)：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鑒于，公司(以下簡稱轉讓公司)是由甲方于年月日基于其掌握的技術針對項目投資注冊的全資控股公司，注冊資本萬元，營期限為年。

　　鑒于，甲方有意將其所屬的占%股權的轉讓公司按本協議規定的條款和條件轉讓給乙方，乙方愿意按同樣的條件受讓轉讓公司。

　　故此，依據《 民法典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公司法 》等法律 法規 、政策之規定，并本著平等互利、友好協商的原則，雙方簽訂本協議。

　　一、轉讓公司的基本情況：

　　轉讓 公司名稱 為公司，注冊資本萬元(無形資產占%)，評估價值萬元，涉及土地平方米，涉及員工安置人，涉及銀行債權萬元，住所地：， 經營范圍 ：

　　二、員工的安置：

　　本合同公司轉讓時所涉及員工的安置，經甲、乙雙方約定按如下方式處理：一并由乙方接收

　　三、債權、 債務 處理

　　經甲、乙雙方約定，按如下辦法處理：一并由乙方接收。

　　四、 土地使用權 使用方式

　　本合同轉讓公司坐落場所的土地性質為，經甲、乙雙方約定，按如下辦法處理：一并由乙方接收

　　五、公司轉讓價款及支付方式：

　　1、轉讓價款為人民幣(大寫)元，雙方約定在本合同簽訂后三日內，乙方預支付甲方%轉讓價款(包括20% 定金 ，適用定金規則)。

　　2、甲方收到乙方上述%轉讓價款后乙方支付給甲方剩余%轉讓價款。

　　六、產權交割

　　甲方收到乙方100%轉讓價款后，轉讓公司相關權利義務歸乙方所有，甲方不再承擔任何權利義務。甲乙雙方約定在一月內辦理相關產權交割手續。

　　七、費用和稅費

　　經甲、乙雙方約定，本次轉讓所涉及的費用和稅費按如下方式處理：乙方承擔

　　八、爭議處理

　　在本 合同履行 過程中，甲、乙雙方發生爭議，經協商無效時，當事人可以依法向具有 管轄權 人民法院起訴。

　　九、違約責任

　　1、如因乙方原因導致本合同無法履行或乙方不履行合同的約定，則無權要求返還定金;如因甲方原因導致本合同無法履行或甲方不履行合同的約定，應當向乙方支付相當于乙方交付定金的補償;

　　2、乙方未能按期支付本合同公司的價款，或者甲方未能按期交割本合同公司，每逾期一日應按逾期部分金額的%，向對方支付 違約金 。

　　3、一方違約給另一方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且違約方支付違約金的數額不足以補償對方的經濟損失時，違約方應償付另一方所受損失的差額部分。

　　十、合同的變更和解除

　　當發生下列情況之一時，可以變更、 解除合同 ;

　　1、因情況發生變化，當事人雙方協商一致，并訂立了變更或解除協議，而且不因此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

　　2、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的條款不能履行的。

　　3、由于一方在合同約定的期限內因故沒有履行合同，另一方予以認同的。

　　本合同需變更或解除，甲、乙雙方必須簽定變更或解除協議。

　　十一、權證變更

　　甲、乙雙方在交割完成后，由負責，于日之內辦妥權證變更事項。

　　十二、雙方約定的其他條款：

　　十三、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由甲、乙雙方當事人簽字蓋章后生效。

　　十四、其他

　　本合同共**頁，附件件(共頁)一式份，甲、乙雙方及委托的會員各執份;產權交易機構備。

　　甲方：乙方：

　　年月日

篇3:股權轉讓后公司章程

股權轉讓后的公司章程,大家了解過公司章程嗎?每一個公司都有自己的章程,如果有修改章程也要經過公司領導層全部同意才可以!以下這篇是:股權轉讓后的公司章程,歡迎大家閱讀!

股權轉讓后的公司章程【1】

股權轉讓協議***公司原股東A同意將在本公司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權**萬元轉讓給B,B同意接受。

自轉讓之日起,A不再享有股東的權利和義務,B享有股東的權利和義務(按照出資比例享有股東的權利和義務)。

轉讓人A簽字接收人B簽字年月日

股權轉讓后的公司章程【2】

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的章程效力

[摘要]現實生活中,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是經常發生的交易行為。

對這種交易行為如何進行規制,是公司法的重大理論問題。

我國現行《公司法》第七十二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對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條件進行了明確地規定,而第四款又指出“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如何理解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的“另有規定”,如何認定這種“另有規定”的法律效力?本文將以公司章程的自治性與國家法律的制約性之間的關系為切入點,通過實務案例研究、比較立法透視以及基礎理論探析,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時章程的效力進行深入說明,并最終得出結論。

[關鍵詞]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章程效力章程自治性法律制約性

江平教授說:“章程是公司組織和行為的最高準則。

”[1]因此可以說,章程是包含著貫穿公司始終的眾多要素的基石性制度――對于公司具體的組織或行為,公司法可以原則性地進行基本要求,但不可能進行細致而充分地個別規定;如果一定要對某個公司的具體組織或行為進行特別設置,只能通過具體公司的章程來規定。

現實生活里,股權轉讓是有限責任公司中經常發生的交易行為。

我國現行《公司法》第七十二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對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條件進行了明確地規定,但其第四款又指出“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也就是說,我國公司法在一定程度上認可公司章程對有限公司股權轉讓行為的“另有規定”――但是,這種“另有規定”的自由空間與范圍究竟是多大?這種“另有規定”是否仍需要受到限制?如果需要受到限制,限制的標準或者界限是什么?筆者將通過實務案例研究、比較立法透視以及基礎理論探析,從而討論分析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規定的現實效力。

一、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規定之現實類型

《公司法》第七十二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之間可以相互轉讓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權。

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應當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

股東應就其股權轉讓事項書面通知其他股東征求同意,其他股東自接到書面通知之日起滿三十日未答復的,視為同意轉讓。

其他股東半數以上不同意轉讓的,不同意的股東應當購買該轉讓的股權;不購買的,視為同意轉讓。

經股東同意轉讓的股權,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有優先購買權。

兩個以上股東主張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協商確定各自的購買比例;協商不成的,按照轉讓時各自的出資比例行使優先購買權。

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其中第四款:“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這種規定尊重了股東的自主權,也適應了股東和公司個性化的需要。

這實際上是基于一種假設:當事人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們協商一致的結果不僅滿足了自身需要,也使社會效益得到增加。

《公司法》第七十二條第四款使得有限責任公司章程可以對股權的內部轉讓與外部轉讓作出不同于公司法設定規則的規定并優先適用。

但是,由于公司實踐的復雜與當事人創造思維的豐富,公司章程中對股權轉讓約定的條件可能會多種多樣而且形形色色[2],如何看待這些約定的法律效力,已經成為司法實務中探討的熱點問題之一。

筆者結合司法實踐中遇到的情況,歸納出如下幾種情況:

(一)股權轉讓的禁止、變相禁止類型。

例一“甲乙丙三人成立一有限責任公司。

在章程中規定,在有生之年不得將股份轉讓于他人。

經營一段時間后,乙深受甲之壓榨,故欲轉讓其股份于他人,卻受制于公司章程“禁止轉讓”之規定。

后乙向甲、丙二人提出轉讓請求,甲、丙既不行使優先購買權,同時又拒絕乙向他人轉讓股份,因而成訟。

乙遂向法院主張章程中的“禁止轉讓”條款無效。

“[3]此約定,即屬于禁止轉讓,股東無法實現對其所有的股權實體進行處分。

例二,“在由兩方股東組建的公司的章程中規定,一方轉讓股權必須經另一方股東同意方為有效,另一方股東如不同意其轉讓,亦無購買其股權的義務。

該類規定在股東之間形成了“既己同生,亦求共死”的關系。

“[4]此約定系變相禁止股權轉讓,文義上無“禁止”、“不得”等表述,但在履行過程中,一旦另一股東不同意其轉讓,其就無法實現股權轉讓之目的。

(二)股權轉讓的實體比例限制

例三,某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參照《公司法》對股份公司股份的限制轉讓的規定,在章程中約定可轉讓股權的比例,“股東擔任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在任職期間內每年轉讓的股權不得超過其所持有本公司股權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

此約定,系限制了股東自由轉讓全部股權的能力,僅允許其轉讓部分股權。

限定股東僅能轉讓其持有的部分股權,在實踐中并不少見,筆者曾根據當事人的要求,設計過一份章程,該有限責任公司得大股東為了吸引邱某擔任公司高級職員,贈與其部分股權,并辦理了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在章程中,往往限制邱某在任職期間不得轉讓其全部股份,但可以轉讓其持有的10%的股份。

(三)股權轉讓的對象限制

例四,如某公司原為國企,后經政府批準全員改制,公司改為有限責任公司,全體職工出資認購公司股權,成為股東,并將股權分成兩大塊:職工平均股和崗位股,具體體現是,在公司章程中規定:擔任公司某幾個高級管理職務的員工,可以出資認購高于職工平均股的股權(即崗位股),享有這些股權所帶來的表決、分紅等股東權利。

如這部分股東因故不再擔任這些職務時,應按上一年度財務報表計算所得的股權凈值,將這部分因任職而取得的股權由公司回購后轉讓給繼任者。

[5]此約定,將股東股權的轉讓對象限制在“公司”,股東無法向其他人,甚至是股東轉讓股權。

例五,公司運營一段時間后,A公司股東會作出決:議,對章程第12條進行修改,增加“自然人股東因本人原因離開企業或解職落聘的,必須轉讓全部出資,由工會股東接收”的內容。

該決議按公司880萬元注冊資本,每l萬元出資額為一計票額進行表決,最終以872票同意、8票棄權而獲得通過,乙某投了棄權票。

上述章程修改報經工商部門備案核準。

后乙離職,A公司股東會作出決議,取消乙股東資格;并告知乙其股權已按章程轉讓給工會持股會,要求其領取轉讓款。

乙:遂訴至法院,要求確認其股東身份,并判決A公司強制轉讓其股權的行為無效[6]。

該案中,章程限制股權轉讓的對象為工會股東,即工會持股會。

這類股權轉讓對象的限制,一般發生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公司出于穩定內部職工的任職并給予職工股東相應的優惠待遇的目的而實施。

(四)股權轉讓的程序限制

例六,某公司股東《公司章程》將涉及股權轉讓的條款制定如下:“股東的股權可以依法轉讓。

國家股、法人股股東轉讓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權時,對于將所持有的股份轉讓給予本公司有同業競爭關系的客戶的情況、或股權轉讓后將會對公司的經營造成重大影響的股權轉讓事項,必須經全體股東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不同意轉讓的股東應當購買該轉讓的股權,如果不購買該轉讓的股權,視為同意轉讓。

經股東同意轉讓的股權,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對該股權有優先購買權。

股東依法轉讓其持有的股權后,由本公司將受讓人的姓名或名稱及住所記載于股東名冊。

”該項約定在轉讓程序上設置了二重限制,其一,比公司法規定的“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應當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更為嚴格,該公司要求“必須經全體股東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二,在程序上需判斷何為“股權轉讓后將會對公司的經營造成重大影響的股權轉讓事項”,履行完該項程序后,才能實施具體的股權轉讓程序,究竟是按照《公司法》的程序履行,還是按照《公司章程》約定的程序履行。

(五)股權轉讓的價格、金額限制

例七,2006年7月28日豐鹿公司召開股東會議,會議議題為修改公司章程,規定:“股東因辭職、除名、開除,根據勞動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被解除勞動合同關系的,股東會可以決定其股權由其他股東受讓,股權轉讓價格不論公司到時盈虧狀況,一律以實際認繳出資的原值結算,轉讓人拒收股權轉讓金的,受讓股東可將其提存至公司。

”到會8名股東簽字同意修正后的公司章程,周巖投了反對票。

同年8月3日豐鹿公司將修訂后的章程到工商部門進行了備案。

2006年9月28日,周巖起訴至大豐市人民法院,要求確認強行轉讓其股權的股東會決議無效和公司章程部分條款無效[7]。

本案中公司通過修改章程,約定“股權轉讓價格不論公司到時盈虧狀況,一律以實際認繳出資的原值結算”。

將股東的股權轉讓價格限定在出資原值。

例八,2005年10月,江蘇省鎮江市某化工集團公司的經營層及中層干部共同投資設立了一家投資有限公司,該公司是化工集團的股東。

劉文斌為化工集團所屬分公司經理,2005年11月15日在投資公司登記股東謝永超的名下出資14萬元。

投資協議及公司章程約定,股東退休前因被免職不擔任化工集團中層干部時,必須將所持股權轉讓給化工集團的主要經營者,五年內轉讓價為出資額加銀行同期同檔存款利息。

2006年8月,化工集團解除了劉文斌分公司經理的聘用,化工集團董事長趙玉強即要求劉文斌將持有的股權轉讓給自己,但遭到劉文斌的拒絕,趙玉強遂將劉文斌告上法院[8]。

本案中公司章程約定“五年內轉讓價為出資額加銀行同期同檔存款利息”。

將股東的股權轉讓價格限定在出資額加銀行同期同檔存款利息,同時限定了持股時間,即五年之內。

(六)股權轉讓無限制

例九,某有限公司章程約定:“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無需經其他股東同意,其他股東也不行使同等條件下的優先購買權,出讓股東和受讓股東僅需要將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書遞交公司,即視為轉讓完成。

公司收到股權轉讓協議書后,應當注銷原股東的出資證明書,向新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并相應修改公司章程和股東名冊中有關股東及其出資額的記載。

對公司章程的該項修改不需再由股東會表決。

如果公司怠于行使上述義務的,出讓股東和受讓股東均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公司履行相應的義務并承擔有關訴訟費用和實際支出的其他合理費用。

”該約定,系典型的無任何限制的自由轉讓模式,內部股東系放棄公司法72條前三款規定的權利(知情同意權、優先購買權),只要股東與其他第三人簽訂股權轉讓協議,向公司履行告知義務,即可完成有關股權轉讓手續。

(七)股權轉讓部分權能的限制

例十,某有限公司章程約定:“為獎勵對公司具有特殊貢獻的高管或者技術骨干,公司控股股東可將其持有的部分股權進行贈與,但出讓股東僅轉讓相應比例的分紅權,受讓股東不享有表決權和轉讓權以及其他股東權益。

”此約定,就是將股權中的分紅權能進行了轉讓,股權中其他的各項權能,仍然屬于公司控股股東。

二、司法實務中對上述類型的理解與分析

針對上述列舉的案例,究竟約定有效還是無效,在實踐與理論探討中形成不同意見,有些人認為低于法定限制的公司章程規定不利于公司人合性的維持,也不利于公司和其他股東利益的保障,特別是弱勢股東利益的保護。

因此,公司章程限制股權轉讓的條件,不得低于新《公司法》法定條件,低于法定條件限制的公司章程規定條款不能確認為有效[9]。

結合上述案例分析,案例一、二、九、十是無效的,案例六有效,其他案例可能存有爭議。

但也有觀點認為:基于公司自治與股東自治精神,公司法允許有限責任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自由以限制或鼓勵。

但公司章程的規定不得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中的強制性規定,不得侵害股東的固有權[10]。

結合上述案例分析,案例一、二、十無效,其他案例有效。

另有觀點認為,法律應賦予股東以自治權,依據各自的需求,通過合意協商,共同制定股權轉讓的實體與程序條件,包含表決權行使的方式與范圍、優先權行使的條件與程序等,在法律強制性規范以外,決定是否進一步地采取更嚴格的限制條件,并將以上共同的意思表示,在公司章程中加以明確作為共同的約束,對此,法律應尊重股東各方沒有消極外部成本的共同選擇[11]。

結合上述案例分析,案例一、二無效,其他案例有效。

還有觀點認為,這些可用章程約定的制度,無不是根據公司本身的股權結構特征、自身的需求和股東之間的交流、博弈而產生的,是最適合公司的生存和發展的。

只要意思表示真實,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即為有效,即對締約當事人產生法律上的拘束力。

[12]“盡管限制股權轉讓有利于股東之間保持信賴與合作,并維持預期的權力平衡,但并不說明所有公司的參與者都希望在章程中規定限制條款,因此不應將限制股權轉讓的條款設計為強制性規范,以期能夠滿足公司參與各方特別的需要、增加他們共同福利性的安排。

”[13]既然公司法規定,“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而現有法律中沒有強制性規定,“章程不得約定股權禁止轉讓”的內容,因此,章程可以自由約定。

結合上述案例分析,十個案例均可認定有效。

更有觀點認為:在公司章程自治與國家限制之間劃定一個清晰和永久適用的界限是很難的,因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環境和不同的市場條件下允許自治與限制自治之間常常不能遵守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式,正如對私法自治的限制更多的是以誠信原則來籠統規定,個別的判定要依賴具體的法律規范和法官的個案判斷。

[14]將所有案例的判定權歸于法官對個案的判斷。

結合上述分析,以及《公司法》72條第4款的理解適用是存有爭議的,其外延和內容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這就需要通過對有限責任公司及其公司章程的特殊性質的分析,才能明確公司章程股權轉讓之限制與強制是否存在法律依據及其制度空間,從而為其構建法律解決路徑。

”[15]

三、從公司章程的性質的角度理解《公司法》第72條第四款的適用。

關于公司章程的性質的理解,主要有公司自治法說、契約說及公司章程說等三種主要觀點。

(一)公司自治法說。

公司章程自治法說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公司法理論通說,該說認為,公司章程是股東為規范公司組織形式和行為準則而訂立的書面法律文件,是公司股東為了經營和管理公司而給自己制定的法律。

公司章程不但約束制定章程的設立者和發起人,而且也當然約束著公司機關及新加人公司組織者,因此具有自治法規的性質。

[16]韓國學者李哲松不但認為公司章程是自治法規,而且認為這種自治法規是次于制定法和習慣法的公司法淵源。

[17]

(二)契約說為英美法系大部分學者之主張,部分大陸法系學者也堅持此說,其最初來源于經濟學家提出的公司契約理論。

“傳統公司契約理論認為,公司并非像公司擬制說或公司實在說所宣稱的那樣是一種法人,而僅僅是公司股東之間的一種契約,是股東之間通過協商所達成的一種協議。

現代公司契約理論認為公司是許多自愿締結合約的當事人―――股東、債權人、董事、經理、供應商、客戶之間的協議。

因為現實經濟生活的復雜多變,各個公司的制度安排要滿足不同的需要、適應不同的環境,這就要求公司制度具有高度的彈性,這種彈性只有在合同機制中才有可能得到實現。

[18]該理論把公司看作是一種體現著個人之間契約關系網的法律機制,公司由此本質上是“合同性”的,而公司章程是由公司設立相關者通過面對面的談判逐一達成的,或是一個相當于具備格百式條款的合同,當事人只能選擇“接受”或“不接受”。

[19]因此,公司本質上是合同性的,或者說公司是一套合同規則。

[20]

(三)公司章程說,認為公司章程是對公司內部相關權利、義務規范的章程性書面文件。

章程說認為,市場的不完善,主張強調市場功能和當事人意思的契約說是無法實現的,所以,公司章程作為公司的章程,增加國家意志的干預,讓股東對于章程的制訂和修改等權利限制在較少的范圍內,則可以彌補這一缺點。

[21]

(四)權力法定說。

在新西蘭和加拿大,公司法理論已經摒棄了契約理論,認為公司章程完全是法定的。

該說認為公司章程不是參與各方之間的合同,它的效力僅及于公司內部事務,是在公司參與者、董事、管理者、股東以及有限的延及公司債權人之間的一種權利分配關系。

每一位具有董事、管理者、股東或債權人等不同身份的人,都被依法賦予了特定的權力和特定的義務。

這些權力和義務可以被強化、修改,但幾乎很少被公司章程及附屬文件所刪除。

因此公司章程是與法律和救濟相關的,而不是僅僅向自治法規說所預想的那樣僅僅依靠公司即可實施,而不需要法律強制力的保護。

[22]

通過上述章程性質的分析,契約法說突出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的色彩,排斥國家的干預;章程說強調的是國家的干預,而自治規則說,自治法說則是在尊重股東契約自由的基礎之上,同時加入國家合理限度的強制性干預。

一方面認為公司、股東可以在章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自己的權利,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對公司章程做出修改,部分地體現當事人意志自由;另一方面又在一定范圍之內介入國家意志,以防止與股東利益存在分歧的公司內部控制人利用其在信息、管理等方面的強勢地位,阻礙股東正當權利的行使,損害股東利益。

[23]縱觀我國公司法的規定,在強調司法自治的同時,也要求加入國家干預的行政色彩。

公司章程作為最重要的公司自治性文件,是實現公司自治的主要手段,公司有權在不違背法律法規和社會公德的前提下,通過公司章程對其內部的權力劃分、利益分配和責任風險分擔等重要事項做出自主安排,司法和行政不得任意介入。

因此,對于章程的性質理解為以自治為原則,以法律強制性規定和法律原則為例外,更能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解決現實問題。

四、國外立法對有限公司股權轉讓限制的規定

為明確《公司法》72條第4款的具體內涵,有必要通過對境外立法例加以考察。

(一)德國采用任意性規范,德國《有限責任公司法》第15條規定:“〔股份轉讓〕(一)股份可轉讓并可繼承。

(二)股東在其原有股份之外另行取得的股份,視為獨立的股份。

(三)股東轉讓其股份時,應依公證形式訂立合同。

(四)股東與他人約定,承擔轉讓股份的義務時,此項約定也要求公證形式。

此項約定如未按公證形式訂立,但依前款規定訂立轉讓合同時,約定仍為有效。

(五)章程可就股份轉讓規定其他條件,尤可規定轉讓應由公司批準。

”這種未加特別限制地授權公司章程另行規定股權轉讓條件的規定,使公司章程完全可以超越前4款關于股權轉讓的一般性規定,而采取非常嚴格或非常寬松的規定,即可完全禁止股權轉讓,也可允許股權自由轉讓。

[24]

(二)法國采用強制性規范。

法國《商事公司法》第45條第7款明確規定:“任何違反本條規定的條款,均視為未作訂立。

”法國采用的是對股權對外轉讓不得進行任何限制的立法。

(三)《意大利民法典》第2469條,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股權可自由轉讓,也可因死亡而繼承;若章程禁止股權轉讓,或者要求得到公司機構、股東或第三人同意等條件,則按法定退出權轉讓股權或退出公司。

[25]

(四)《韓國商法典》第556條第1款規定:“社員,只有在有依第585條(特別決議)規定的社員大會的決議時,方可將其持有的股份的全部或者一部分轉讓給他人。

但是,可以依章程規定更嚴格其轉讓的限制條件。

[26]在韓國,法律對股權外部轉讓的限制,章程只能加重而不能緩和該限制。

(五)《日本公司法》第139條規定:“股份公司[27]擬作出第136條或第137條第一款是否承認的決定時,必須依股東大會(設置董事會公司,為董事會)的決議。

但章程另有規定的,不在此限。

[28]可見日本的規定,與我國《公司法》非常相似。

(六)美國公司法,就股份轉讓限制效力的普通法的評判標準是它必須“沒有不合理地限制或禁止流通性”。

在這個標準下,對轉讓的完全禁止當然會被認定無效。

同樣危險的是那些要求除非首先取得董事或其他股東的同意否則不得轉讓的限制;董事或其他股東武斷地拒絕予以同意的可能性會導致此種限制無效。

[29]

五、結論

結合上述章程法律性質的分析和域外法律的考察,不難看出,有限公司章程對股權對外轉讓是否應該限制,限制的具體范圍都沒有一個準確可行的判定規則。

如果說自由是企業的精髓和靈魂,那么公司章程自治就是公司法的精髓和靈魂。

公司法應當給公司自治留有足夠的空間,這個空間應當主要由公司章程予以填充。

我們雖然不會盲目樂觀地相信公司章程自治的理念,但是對公司法中明確給公司章程授權的規范、確定公司章程對公司事務決定效力規范的分析研究,也確實能為我們重新認識公司及公司法的本質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30]如美國詹姆斯威爾遜所說:“沒有自由,法律就名實俱亡,就是壓迫的工具;沒有法律,自由也同樣名實俱亡,就是無法無天。

公司章程自治同樣不是絕對和不受任何約束的,恰恰相反,它需要公司法的補充和修正,需要承擔和公司社會責任相匹配的義務,需要在逐利過程中考慮相關利益者的權利。

[31]

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的限制絕不能是絕對任意的,它不應該沖破法律的“邊界”。

其限制應該以合法至少不違背立法本意為前提。

[32]如果章程的約定違反了法律強制性規定和法律基本原則,應當認為章程約定無效,當某些限制通過引用章程約定或法律規定,借助于程序或實體修正,從而實現公平、正義,也不宜簡單認定其無效。

筆者基于這樣的認識,得出對前述案例的分析結論如下,案例一禁止轉讓約定和案例二變相禁止轉讓,因違反我國公司法的股權自由轉讓之原則一般應認定無效,但如果章程中有類似《意大利民法典》“法定退出權轉讓股權或退出公司”的條款可適用,也不宜認定該條款無效,而應適用該修正條款。

案例三、股權轉讓的實體比例限制,系股東對股權的自由處分,也僅僅是階段性地限制處分,最終完全可以實現全部股權轉讓,因此未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和法律基本原則,該約定有效。

案例四,股權轉讓的對象限制在“公司”,構成了法律上的退股事實,而《公司法》第36條明確規定:“公司成立后,股東不得抽逃出資。

因直接違反了除法定事由外股東不得退股的強制性規定,應歸于無效。

案例五,股權轉讓的對象限制在“工會持股會”,如果該“工會持股會”系合法登記的組織,完全符合股東的主體資格,章程的約定因此未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和法律基本原則,應當認定約定有效,如果“工會持股會”系非法組織,約定自然無效。

案例六,股權轉讓的程序限制,因此未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和法律基本原則,應當認定約定有效。

案例七、八,股權轉讓的價格限制,轉讓時如果該價格與公司凈資產價值或評估價值相對接近,應當認定約定合法,如果轉讓價格與公司凈資產價值或評估價值相距甚遠,可以參照適用“顯失公平”原則,而認定無效,具體應看轉讓時點的價值。

案例九,股權自由轉讓,未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和法律基本原則,該約定有效。

案例十,股權轉讓部分權能的限制,與其說是轉讓股權,不如說是控股股東贈與分紅款項的行為,屬于自由處分自己合法權益的行為,未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和法律基本原則,該約定有效。